我自八歲進入空軍大鵬劇校，一年之後學「花旦」。

十五歲時，甫自劇校畢業，即加入大鵬國劇隊，憑著師長們諄諄的教誨與觀眾親切的支持，使我漸漸在表演技藝上邁進。

這期間，我認識了兩位好老師，日後給我極大的影響：第一位是名琴朱少龍老師，他教我唱唸表演技巧，為我伴奏，同時擔任每一齣新戲的編腔與音樂設計工作。另一位是已故的俞大綱老師，俞老師曾為我編寫四齣新戲：「楊八妹」、「王魁負桂英」、「兒女英豪」與「百花公主」，每個角色都有不同的造型與性格，或者依照傳統型式發展，或者別出心裁、自出新機，俞老師都對我作詳盡的解釋，務求我不但了解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還能懂得整體戲劇的意義，所以演出後，還勉強能使觀眾滿意。

民國六十年到六十五年，我屢次獲得機會，代表國家前往日本、美國、香港等地表演，自己從舞臺經驗中，逐漸體會傳統旦角戲比較貧弱，主角人物所表現的思想層次過於單純，而一般觀眾對旦角演員的要求，往往注重外在的表演效果，所以演員本身也鬆懈了對角色的內在情緒反應和心理狀況的深入探求研究。我很想改變這個狀況，但是一時之間，找不到好的辦法來解決。

民國六十五年，我獲得保送大學進修的機會，發現學科功課很重，索性把戲團的工作也辭掉了。

大學教育也逐步開啟了我的視野，除了獲得文學與戲劇的知識以外，我更了解戲劇表演所要求的完整性──舞臺表演藝術的成功，不單是主角演員個人的魅力，而是通過所有的演員、音樂伴奏者，舞臺設計者與工作人員，表現統一的演劇觀念。我試看參與他們的工作，以增進彼此的了解與信賴，謀求更理想的合作方法。此外，我也學習、研究其他的舞臺表演藝術，從音樂、舞蹈、戲劇、啞劇、電影中找尋不同的表演語言，來豐富傳統國劇的內容；來豐富傳統國劇的內容；書畫雕刻的欣賞，也給我有關線條、色彩觀念的種種啟示。

民國六十八年春天，在一群熱心的文藝界朋友與同學們的鼓舞下，我籌組了「雅音小集」，當初成立的宗旨，希望立足於文化建設的基礎，貢獻所學為國劇表演盡一己之力。

「雅音小集」自成立以來，除了於每年春季假國父紀念館公演以外，也曾接受臺北市政府、亞洲文化中心及青商會的邀約，為臺北市藝術季及學術文化會議演出，三年來，僥倖獲得觀眾熱情的欣賞，鼓勵與嚴正的批評、指教，除了在青年學子間興起重認傳統演劇的興趣外，也帶動學術文化界研究中國戲曲約風氣。我覺得雅音演出受到歡迎，並不僅代表我個人的成功，而是意味國劇的薪火能夠承傳，傳統文化已經在年輕一代中生根；每當我為種種繁瑣的演出事務憂煩時，就不斷拿著這種信念勉勵自已，堅定我在舞臺上繼續求真、至善、完美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