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雪再生來懷念俞大綱老師

立雪再生來
懷念俞大綱老師
【中國時報／陳怡真】
1977-05-13

宋游酢、楊時，初見程伊川。伊川暝目坐，二子侍立不去。既覺，謂二子曰：賢輩猶在此乎。日已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雪深三尺。

這是「程門立雪」典故的由來。

若將俞大綱老師比做伊川先生，慚愧的是我不如游酢和楊時。然而，我雖未「立雪」，五年來，俞老師卻一本他有教無類的精神，不斷在工作上，學問上給我鼓舞指點。如今，他去了，我內心的悲傷，或許只有「程門今已矣，立雪再生來」能道出一二。

五年前，我初入時報採訪組，跑的是藝術路線，採訪的範圍包括了美術、音樂、戲劇和舞蹈等。由於新聞非我本科所學，因此前三個月就在學習摸索中過去，幾乎談不上什麼「跑新聞」。一直到十一月的有一天，藝文版的主編簡志信先生看我一副懊惱的樣子，就「大發善心」的告訴我，有時間可以去看看俞大綱先生，他不但學問好，人極隨和，而且許多對藝術的觀點和見解都十分獨到精闢。

正好，那陣子大鵬劇隊要演出俞先生改編的「寶蓮燈」，藉採訪的名目，我第一次按了俞家的門鈴，像接納所有年輕人般，俞老師接納了我。

雖然家父母都是愛戲的票友，自小的耳濡目染也只不過讓我在自然的情況下接受了平劇，知道一些故事，懂得一點角色的分別而已。說來慚愧，在和俞老師的第一次見面談話時，我卻仗著那麼一點粗淺的常識，才不致於太出洋相，在結束了訪問之後，俞老師從書房裏拿出了一本「戲劇縱橫談」送我。當時心中的快樂真是至今難忘。

可以說，一直到那天，我才明白平劇居然是那麼深奧的一門藝術，從劇本結構、主題、舞台表演方法、唱腔，無一不是講究的東西。

之後，為了「王魁負桂英」的演出，我再度按了俞家的門鈴，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按鈴上門中，俞老師一步一步的帶領我體認了中國文化的深遠偉大，不獨在戲劇上，音樂、舞蹈上皆然。

每回訪問，他總坐在他的老位子，一張皮製的搖椅上，一根煙接著一根煙，低沈、沙啞的嗓音總是十分有條理的把問題說得清清楚楚，每次回去幾乎用不著整理，記得第一次談到他改編的「三聖母送寶蓮燈」那段時，他曾說：「東西方社會結構不同，因此反映在神話故事上也就有不同。中國神話和西洋神話最大不同點就在中國的神仙也和凡人一樣，有宗法制度，有倫理觀念，因此神仙也有情與法的衝突。由於理性生活的不夠，三聖母乃自然而然的追求感情，於是飽受折磨。」

他說：「寶蓮燈」的主題在「智珠能照夜，明暗在寸心」。神仙也和人一樣，必須好好的利用自己的智慧、權勢，否則亦是誤人誤己。

提到「王魁負桂英」，一直是俞老師甚感滿意的一齣戲，至少，這是他最用心去寫的一個劇本。他根據了宋元南戲佚文、明王玉峰「焚香記」以及川劇「情探」改編而成。由於「王魁負桂英」是宋元最早的南戲之一，因此他編寫的原則是：利用現代的手法恢復宋元戲劇的風格。他曾說：六幕戲僅三個主角，戲劇進行是現在，嘴裏說的卻是過去，過去與現在同時進行，這種寫法中國戲比較少用。」

至於「新繡襦記」，他自己並不認為成功。「現代文學」雜誌曾經刊出吳達芸小姐一篇「試論幾本由李娃傳改編的戲劇」一文，在許多評論「新繡襦記」文章中，俞老師曾不止一次的以贊賞的語氣提起這篇文章，他認為她評論得最好。

對「新繡襦記」，俞老師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在接受李昂小姐的訪問時曾說：「寫『新繡襦記』，我是想借平劇舞台現有的表演層次，描寫出理想中的中國男女的愛情。比如『剔目』那場，古人似乎也沒有那般細膩風光的寫那種情調。這齣戲主要還是強調情感教育較理性教育更易生效。少掉樸拙的原因，那是因為寫古代題材，必須具有若干古典風味，要配合整個作品風格，兼顧李娃傳本身文學價值與崑腔繡襦記的高雅氣質，因而未免過份顧到古典氣氛以及中國舞台傳統的表演方法。」

俞老師本來學的是歷史，對戲劇之發生興趣，是由於受到家庭影響，以及體力的不許可他東奔西跑的到處找資料，考證研究歷史，但真正促使他從事、研究戲劇的最主要原因還在他認為：「文史加起來便成戲劇。史敘故事，而文有戲劇方法之義。」因此，對於中國戲劇的一舉一動，他無不關心。

民國六十三年，時報藝文版開了一個每週一次的專題。凡是電影、電視、藝術方面的問題，每星期由一位記者負責自己那條路線的撰文工作，大家輪流執筆。到了第三個星期輪到我時，情急之下，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找俞老師談平劇。

但是談些什麼呢？一直到坐在俞家的客廳裏，我還在為這個問題傷腦筋。當時只怨自己平時對平劇劇場的情況為什麼不多花點時間去了解。終於在俞老師不厭其煩的協助下，擬好了問題的重點，也順利的完成了一篇專題報導。直到今天，我翻開了剪報本重新讀了一遍那篇報導，發現三年前俞老師提到的一些毛病至今仍然存在，而從其中更可以看出俞老師對平劇的期望和理想。

有計劃的培植演員，教授方法系統化，成立國家劇團，整理國劇劇本，吸引新觀眾進入劇場，還有設立一座夠水準的國家劇場，這些都是俞老師呼籲了許多年的。除了呼籲，他更有具體的想法。例如訓練演員，他認為應從提高文化氣質做起，因此第一，必須提高他們文學上的欣賞力與理解力。尤其中國傳統戲劇乃是音樂化的語言，演員至少要能從詩、詞、曲的朗誦上進而至對中國文學神韻的捕捉。第二，希望經常能欣賞藝術品，尤其對古代雕刻，圖畫上人物造型的風姿神態能做細心的觀察，又如，在吸引新觀眾尤其年輕的觀眾步入傳統劇場上，他認為這個責任應是落在兩種人身上，第一種是對平劇有深切認識的人士，他們應多寫些深入淺出而對中國傳統舞台藝術有特出見解的文章；第二種則是極懂戲劇而有批判精神的劇評家，對現場演出應有學術性的分析與評價。

這些工作固然需要平劇的從業員和喜愛關心平劇的觀眾共同努力，但在俞老師的想法裏，保存工作仍是需要政府來做的。

他曾說過：「平劇會衰竭我絕不惋惜，問題是中國戲劇絕不能到此為止！」因為他是如此關心中國戲劇的前途，他一口答應擔任國劇團的董事長，負責與美方經理人簽約，而教育部，文復會一次又一次的開會討論平劇，俞老師也總是高高興興的一次又一次參加，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的身體狀況。只要每次開會後能有一些進展，就是他最高興的了。當然有很多事情他也不盡滿意，可是他總為大局設想。

像國劇團第一次的出國表演，儘管對戲碼的安排他並不滿意，但在行前，他顧慮到國劇團所負的文化使命及意義，他不但不批評還百般為其缺點解說。後來國劇團帶著極大的成功返國，俞老師固然毫不掩飾他的快慰，但他仍認為「不能說演出絕對代表了我國藝術的菁華」，由於已是事後，他可以坦然的表示他的意見了。

真正開始和俞老師親近，竟是在我離開採訪組，進入海外版之後。在那以前，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對他一直存著一份敬畏。那之後，採訪者與被採訪者的「對立」關係消失了，雖然那份敬意仍在，畏卻沒了，代替的是一種無間無隙的師生之情，感覺上親近了許多。

尤其我晚上不上班之後，常常有機會在劇院碰到老師去聽戲，看舞展，或是參加音樂會。當時總是匆匆一個照面，於是往往在那天夜裏，總是十一點到十二點間，俞老師會打電話來，每次話筒裏傳來的第一句話一定是：「你覺得今晚的演出怎麼樣？」雖然我很怕在他面前說錯話，尤其怕自己的觀點不成熟，但也總是很小心的告訴他。如果與他的意見不謀而合，他就會說：「對，對，對，一點也不錯。」然後是一陣爽朗的笑聲；如果意見相左了，他會毫不客氣的告訴我：「我不贊成你的看法，你要知道………。」雖然當時心裏有點難過，還有點窘，可是這往往是我受益最大的時候，不拘形式的，俞老師又為我上了一堂中國文化的課。

同一個晚上，他也許會和好幾個人通電話，因為他想多了解年輕人的看法，尤其對平劇的。他常說：「孔夫子說『溫故而知新』，我卻是『知新而溫故』啊！」這也是他和學生、晚輩之間毫無『代溝』的原因。

最近一次，他聽完了馬友友的演奏之後，忽然地他打了個電話過來，聲音十分愉悅：「妳去聽馬友友的演奏了嗎？唉呀！你實在應該去聽啊，真是太好了，票很難買，但你一定要想辦法去聽一次。你知道，聽了他的演奏，感覺上就像水沁入皮膚的每一個毛孔，太舒服了。唉，聽了這場演奏，我簡直不想再談藝術了。」

這種「深夜電話」經常是會在一陣輕鬆笑語中結束，記得那次最後他帶著笑說：「昔日張旭看了公孫大娘的舞劍後，草書大進，我希望你在聽了馬友友的演奏之後，文筆也大進。」現在想起來，不禁泫然欲泣。

當然不是每次「深夜電話」，都是那麼讓人輕鬆的。有一次，他看了一本目前對青年人頗具影響的雜誌，而那本雜誌向以批評文字的尖銳犀利見長。俞老師在話線另端傳來的卻是無限的沈痛的話語：「這種清談、清議之風實在不可長啊，只有批評而無建議算不上好文章，就怕青年人被引入歧途。」

而最教人傷心的是他生前和我通的最後一次「深夜電話」，那是在他心臟病突發的前兩天，我在白天曾為一本書的問題找過他，他不在，到了晚上他回了個電話，話筒裏傳出的聲音仍是一般的沙啞、低沉。談完了正事，他很愉快的告訴我，他大學時代最要好的一位同學星期一要到台北，可能要住個三、四天，因此他要陪他個三、四天，所以星期三他要告個假了。（每星期三上午是他固定為我們幾個學生上課的日子）誰知道一告假，卻成永訣了。

大約從前年開始，俞老師每星期有一天的早上為我們這些早已步出校門的大孩子上課。最初的學生是林懷民和奚淞，上的是李義山詩。過了一年，英文漢聲雜誌的三位編輯和我也參加了上課的行列。起初講的是莊子，告一段落後俞老師為讓我們對中國歷代的文化背景能有一系統的認識，乃從歷代的敘事詩著手逐步講解。由於他是專攻隋唐史，因此一進入唐代，聽他講課真是一大享受。講到「長恨歌」，他隨手拈來，就是一頁唐代音樂、舞蹈史；說到「麗人行」，他會先把唐代長安城的建築以及當時文化上遭到的外來衝擊和東西文化融合情況先說明了，再去欣賞詩句文字的美。

接著「麗人行」之後，他原準備說「哀江頭」。因為前者描述的是「安史之亂」前唐仕女往曲江遊春的風光，而後者則是曲江經「安史之亂」後的一派殘破淒涼境況。然而還等不及講「哀江頭」，「麗人行」卻已成「星期三課室」的絕響了。

對於青年人的自行登門求教，他無有不教者。我們不但沒有「自行束脩以上」，有時他還自掏腰包請大家吃中飯。俞老師經濟上並不富裕，但他的精神上卻比誰都富有，他喜歡青年人，也處處照顧他們。他收入的大部份全用在買書上，如果有大部頭的書出版了，他會把那書的用途告訴學生，但顧念到學生的經濟能力，他又會說：「太貴了，你們可以不必買，讓我來買好了，你們隨時可以借去看。」

他常比喻自己上課的那間辦公室是「破廟」，而他就是那破廟中的老和尚，「只要是早上，你們隨時來，我這老和尚總在那兒的。」如今「破廟」仍在，卻永遠不得見那可愛的「老和尚」了。

回想上課的那一年中，每次為了下回上課的內容，大家吵吵鬧鬧的各有意見。那時候，俞老師就會笑著，縱容著大家吵鬧，並說：「你們點戲好了，點什麼戲，我就唱什麼，」但他也有執著的地方，像每回我們吵著要聽李賀的詩，他總不答應。因為他覺得李賀詩雖有許多可以講，但他不能像以往他給中文系學生上課般的那麼專門，於是只能偏重文字聲韻的欣賞，這非他所願。他希望他講的能讓大家「抓到中國文化的根」，他認為那才有意義。

後來有許多人，多半是他的朋友聽到有「星期三課室」那麼一回事，也想加入。記得很清楚，在上課時他笑著說：「我告訴他們我是在『蓋』啊！」接著一正色，他說：「其實『蓋』這字用的真是很有學問，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蓋』的前身是『繖』，後來成為君主出巡時的那頂圓蓋。中國人認為天圓地方，而天無不覆，地無不載，那麼蓋下不就無所不包了嗎？」（大意如此）

基於「天圓地方」這個觀念，他同時認為「八角型」是最能代表中國人想法的一個造型。八卦不去提它，八角型乃是最接近圓形的方型。

從一樣小小的東西，他就能說出一篇道理來，每逢到這種情況，不管我們是如何的慫恿他寫出來，他總會說：「唉，我寫文章是很花時間的，體力又不容許，而且我還要留點時間自己去看書啊。」

就我所知，近一兩年來他的文債一直沒有斷過，但發表出來的卻很少。因為他下筆十分謹慎，有好些文章寫成了，但他總視為未定稿，只要他認為還有修正的餘地，就絕不拿出來發表。他的好學精神及負責任的做法由此可見一斑。

俞老師的本質是個很具感性的文人，書卷味極濃，而無絲毫酸腐氣。他最怕的就是別人把他當「孔廟裏的冷豬肉般供起來」。事實上他不拒絕外來的新東西，但卻是有選擇的，每接觸一樣新東西，他先會考慮到這東西是否適合中國需要，肯定了，他會再思考以那一種方式接受，最能與中國文化融合無間。

如今俞老師故去了，竟是那麼的突然，突然的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一位長輩說得好：「俞老師本身雖然沒有事業，但他的影響卻是深遠的。」